十九世纪８０年代，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叩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各国列强蜂拥而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被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英国和德国的商人就在宁夏石嘴山地区开设洋行，经营羊毛、驼毛和牛羊皮革生意。先后有１０多家洋行在宁夏每年收购近百万张皮革，羊毛约３千万斤，垄断了宁夏的皮毛业。他们还采用欺骗、讹诈的手段残酷地剥削宁夏的农牧民，攫取高额利润。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同时，一些外国的传教士也相继进人宁夏，在银川（当时称宁夏）、平罗等地建立了教堂，以后又不断扩大势力。这样，使城乡百姓与外国传教士的矛盾，贫苦农民与一些不法教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归籍奉教”事件就是在这些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隶属山西省归绥道的黄河后套的包头、五原一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灾民死亡不计其数。一些幸免于难的百姓，背井离乡逃到宁夏、平罗、石嘴山等地谋生。十年过后，后套的外国传教士霸占的士地无人耕种，便以“发展生产，整理户籍”为名，勾结清朝大小衙门，勒令逃荒在外的后套农民“归籍奉教”。而当年从后套逃来宁夏的百姓，历尽千辛万苦，在宁夏开垦种植，许多人已娶妻生子，有了新的家园，不愿返回原籍，这就激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成为引发震惊中外的平罗下营子教案的导火线。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比利时人传教士闵玉清来到下营子（今石嘴山市下营子乡）购买土地１０００亩，建立教堂，当地群众称为“下营子洋堂”。１９０２年，教堂的两个神甫是比利时人梅布桂和荷兰人彭寿年，他们奉三盛公教堂“归籍奉教”的指令，派了三个教民威逼移民回去。这三人是桂元祥（张家口人），人称“鬼大先生”，吴进财（平罗人），还有一个姓胡的商人，人称“虎伤人”。这三人平日仗势欺人，作恶多端，为广大百姓所痛恨。桂元祥在平罗县城大街上，就公然抢夺农民骑着的好马，诬陷农民收了他的银子。平罗城南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农家姑娘被他看中，想霸占为妻，女家不肯，桂元祥就勾结官府诬赖女方收了他的财礼，把姑娘的父亲关入监牢。但姑娘验父亲仍然报绝接元祥和他的女儿成婚。桂元祥恼羞成怒，就率领打手抢走了姑娘，逼死了姑娘的父亲。
这些罪恶勾当，激怒了平罗县居民龙占海、姚大奇、马跃川等七八名热血男儿。以龙占海为首，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的一天，在平罗城的谦益元酒店后院聚会，歃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立誓要杀洋人和二毛子，为百姓除害。龙占海是山东人，３０多岁，在结义的兄弟中年龄为长，精通武艺，还参加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失败，龙占海辗转来到宁夏平罗，以卖艺习武为生，经常助人为乐，不少年轻人拜他为师，并在谦益元酒店的后院学拳练武。人们称赞他“慷慨好义，沉毅有谋，疏财济贫，疾恶如仇”。龙占海和姚大奇等结为盟友后，于次日夜在下营子会合，然后冲进教堂，先杀死了几个给洋人通风报信的“二毛子”，又与持枪、持刀的两名洋教士进行殊死搏斗，终将两名洋教士处死。他们本想连夜赶往内蒙古三盛公去剪除那里的教堂，却因路遇大雪无法前往，只好分头疏散远走他乡。
平罗教案发生后，不但轰动了宁夏，而且震惊中外。陕甘总督急电清廷，光绪皇帝十分震恐，多次发出上渝，严令镇压，献媚洋人。宁夏府镇台汤泳山根据清廷指令，亲自坐镇平罗，派兵日夜保护教堂。比利时和荷兰政府闻讯后，指派了当时任甘肃盐务总办的林阿德来宁夏处理这一事件，并强行向清政府索取自银４万两，赔偿损失。清政府各路大小官员挤满了平罗城，查办此案。他们大肆搜捕无辜百姓，严刑拷打，几天功夫就将３０多人砍首示众。为了捉住教案首领龙占海，官府收买了曾与龙占海结拜兄弟的宁夏镇标兵曹东武。曹东武便在平凉的一个小客栈里，将龙占海交给了官府。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三月，龙占海被清朝官府杀害。
平罗教案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龙占海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大无畏精神，被广大人民所传诵。平罗一带的老百姓逢年过节祭奠祖先时，总要专门给龙占海、姚大奇烧纸上供，告慰英灵。数年后，他们的盟友马跃川成为辛亥革命宁夏民军的起义首领，清王朝在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中彻底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