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７月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收到第二批捐赠，即１，４００多封书信，２，３００多册图籍，１８０种期刊，４，５００多张拍摄的探险照片资料。2
    斯坦因一生的学术活动很广，又勤于撰述，他是一名在东西方都很有影响的学术探险家，关于他的详细生平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还需要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这里笔者就不赘述了，至于有关他本人的一些评论，直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分歧颇大，恐怕这种分歧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反思历史，有时恰是大步地走向未来的先决条件。围绕着斯坦因的探险活动笔者略谈两点认识。

    1、在文物的定义上，流失的黑城西夏文献有着不可移动的性质与不被肢解的权利，是其本土历史文化活生生的不可或缺的见证，天经地义属于自己的本土，折射出人类文化的共同尊严，文物上所体现的国家主权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同时也检验着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以及对待文明的态度，对于大量收藏有别国文物的国家来讲，尤其应该正确对待历史。虽然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但要防止一些在源远流长的背景下形成陈旧的思维定势继续带入学术日益国际化的新世纪。21世纪已在我们的生活中走过了两年，我们有理由期望在“文物流失”的国际问题上经过充分的协商能够看到更多的纠正历史，还文明以文明的高尚行为。

    需要公正地指出，近百年来，流入到英国的西夏文献基本上得到较好的保护，几代学者和专家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投入了一定的财力和大量的精力，这是首先值得我们肯定与赞许的。1910年秋，中国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张元济到伦敦仔细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经与斯坦因面商，英方答应可以影印包括西夏文在内的黑城文书。虽说此事没有结果，但毕竟为协商解决中国流失于英国的图书文献启动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向达等赴英国寻访西夏文献，曾得到过有关收藏单位的协助，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英文化学术交流日益增进，我国凡有机会去英国调阅西夏文献的人员，均得到有关收藏单位及科研人员热情的接待与积极协助，令人颇着好感。
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一直协助中方的科技人员完善另一项学术成果，就是英藏黑水城文叙录工作。这不仅为西夏学的国际性研究带来便利，也是从根本上保护这些珍贵文物的重要措施。根据我个人的亲身体会，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西夏文献，其便捷程度毫不逊于国内的收藏单位，这除了管理上的科学性外，更重要的还是当地有关人员的积极配合，这也是必须肯定的。通过英方友好人士的具体行动，以及他们在利用西夏文献进一步采取的重要措施，我感到他们对历史上由于“政府行为”而遗留下来的“历史误区”具有相当程度的反思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化自觉。

    但是，总体来说，和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的文物流失的问题一样，散落于国外的西夏文献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从国家收藏文物的角度讲，涉及一系列法律、公约，是政府的行为。因此，流失于国外的西夏文献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需要进一步协商解决的问题，中外学者及收藏单位之间应互相理解，求同存异，共同积极寻找中英学术交流的平衡点，放眼未来向前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珍贵文化遗产需全人类共同保护、继承与发扬。更为重要的，只有向前看，我们才能把现实的西夏文献保护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深入，更加有声有色，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前辈与后代，无愧于这个时代！